司馬遷字子長，西漢左馮翊人，他是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史學家，也是首創通史體例的第一人，主要活躍於西漢武帝時期。其父司馬談於漢武帝時期擔任太史公一職，曾多方學習律曆天道之學。司馬遷幼年時便誦讀古文，青年時展開壯遊天下之旅。司馬談身後，司馬遷擔任太史令，克紹其裘，謹遵父親遺志展開編修史書的任務。當時部分朝臣對於司馬遷編修史書的動機有所質疑，認為孔子當初作《春秋》的用意在於「上無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《春秋》，垂空文以斷禮義，當一王之法」，如今躬逢盛世，何以有此做為呢？司馬遷一方面認為這是自己的職責所在，所謂「廢明聖盛德不載，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，墮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」；另一方面也認為孔子修《春秋》乃是為了要替人間事設立一個價值判斷的標準，自己雖然不敢妄自尊大的將「述故事，整齊其世傳」比為聖人之業，但身為史官，自有聖人著史的褒貶傳統應當遵循。或許有部分主張認為司馬遷編修《史記》之時，心中或多或少有替父親生前不得志的際遇抱屈的心態，但我們應該將司馬遷所處的文化脈絡一併納入考量，而儘量減低揣測動機式的討論。
      時至武帝天漢二年，當時大將李陵因征伐匈奴不慎被俘，後謠傳李陵還代匈奴訓練士兵，此消息傳入武帝耳裡，大為光火，因此誅殺李陵全家。司馬遷也因此案牽連而遭受宮刑。他曾一度有感於「是余之辠夫，身虧不用矣」而有辭世的念頭，但卻想到「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戹陳蔡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著〈離騷〉；左丘明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臏腳，而論兵法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〈說難〉〈孤憤〉。《詩》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也」，自此之後更為專心致志於編修《史記》的工作。
      《史記》的在文化史上的地位，一方面為以後歷代的正史書寫體例奠定基礎：也就是以「本紀」記載帝王事蹟、以「表」敘述時事、以「書」說明制度、以「世家」記錄諸侯、以「列傳」刻劃人物。另一方面也凸顯了「人」在歷史洪流當中的能動性，而不再只是被環境條件、政治力量所決定的對象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將「人」視為中心，正是自周代以降，周公孔子所沿襲的人文立場。此外，從《史記》的體例安排上，我們也看到了司馬遷對於儒家的重視，他不僅特別為孔門弟子另立傳記，又將孟、荀的地位加以標舉，而立了〈孟子荀卿列傳〉；更重要的是，司馬遷自破體例，將無爵位封國的孔子列入世家。這除了表彰孔子的貢獻之外，更隱隱然指出一種決然獨立於政治力量之外的文化傳統，是必須予以正視的對待。不過我們也會《史記》當中發現，司馬遷雖然承繼了父親的遺願而纂修《史記》，但明顯地表現出與司馬談不同的學術立場；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，司馬遷並非全然接受儒家的主張，他更重視現實社會的運作，強調經濟、制度、軍事的重要性，這一點也是我們在理解司馬遷與《史記》時，應當有所注意之處。

撰稿人：劉柏宏